□蒋璟璟
近年来恒牛网，以电信网络诈骗、网络赌博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犯罪频发，帮信罪作为黑灰产业链的重要犯罪之一，案件数量也水涨船高。与此同时，帮信罪低龄化突出，针对“帮信罪”的新态势以及社会争议问题，近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，明确帮信罪的主观明知认定规则，并坚持宽严相济，突出打击重点，对于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依法从宽处理。（澎湃新闻）
“帮信罪”是2015年才增设的罪名，其立法初衷乃是抑制信息网络犯罪的外围助攻和上下游策应，从而有效降低相关犯罪活动的发生率。然而从司法实践层面看，信息网络犯罪的形式、手段不断翻新，很多案例中，仅仅通过使用他人银行卡、电话卡，就能完成整个犯罪过程。这就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那就是按照原有法条，上述“两卡”的户主，很容易就成为满足法定构成要件的犯罪者。这些案例的裁决，是否都实质性符合罪刑相适应之原则，越发存在争议。
出租、出售、出借本人电话卡、银行卡，轻则违法重则犯罪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另一个基本的常识逻辑是，“两卡”的原户主，对于因自己的出租出售出借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后果，其实是无法预判、无力掌控的。犯罪团伙拿到某人出售的银行卡、电话卡，可能一无所获，也可能从受害者那里骗得巨款——既然当事人无法预见和掌控后续事态，那么若是仅仅以“金额多少”来反证当事人的“帮信罪”，无疑是不科学、不公允的。
任何定罪过程，都必须综合评定“主观恶性”和“客观后果”。此番，《意见》对涉及“两卡”犯罪的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准进一步统一：将原规定的出售、出租本人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“情节严重”标准，明确为出售、出租本人三个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“情节严重”标准……“出售、出租本人三个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”而不是偶发的、单次的，这基本可以视同“主观恶意”“恶性较大”，加了这一条件，有效避免了“小过重罚”。
从现实案例看，不少未成年人、在校生，都是受蝇头小利诱惑，而不加思考地出租出借了自己的“两卡”，其中的很多人更是因此卷入巨案，而被定为“帮信罪”。高检的相关调研报告也指出，从帮信犯罪起诉人员年龄看，低龄化现象突出，30岁以下的占64.8%，18至22岁的占23.7%。这里的“低龄化”，不应该简单视作“犯罪低龄化”，也应该看到“归罪宽泛化”的因素。而作为修正，此番有关部门专门强调，“避免客观归罪”，换而言之，就是要回归主客观相统一的精细司法、能动司法的审慎立场。
帮信罪低龄化问题突出恒牛网，对未成年人、在校生可依法从宽，这不是轻纵，而是重申刑法的谦抑性，不让轻率的定罪，过早地毁了那些年轻的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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